地处我市熊口镇最南端的赵脑村，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庙——天应观。1943年春天，新四军五师45团挺进襄南，经过赵脑村。那时的天应观古庙基本荒废，但闲置房屋较多，加之三面环水，四周芦苇丛生，便于隐蔽，便在这里建立了襄南军分区野战医院。

1943年6月，新四军攻打熊口集镇，指挥部设在瞄场村木匠湾。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病员先在木匠湾战地医院救治，然后被陆续转运到天应观。这天，一名年轻英俊的新四军医官，随着转运伤员的担架队从木匠湾来到了天应观。他叫阿良，是失踪近五年，外界纷传被国民党军队拉了“飞丁”的赵脑村村民赵六儿的丈夫。

阿良处理完手头工作，向院长告了假，便迫不及待地回了家。在家里，他不仅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妻子赵六儿，还见到了女儿英子，五年不见，如今八岁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父亲，这让阿良百感交集。

阿良告诉妻子，出事那天，他与邻居青年小堂到渔洋新台村的集市上卖鱼，被一队国民党残兵拉去当兵了，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拉“飞丁”。（指国军临时起意将青壮年男子抓走，事发时地方政府和被抓者家属毫不知情。而抓壮丁是政府行为，由乡里的保长、甲长们配合乡公所负责实施，到符合当兵条件的老百姓家里去抓人。）后来阿良和小堂被分在不同的连队，两人渐渐失去了联系。

阿良还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学医及参加新四军的曲折经历。到国军不久，某国民政府医院向后方转移，阿良奉命保护一位上海籍的外科大夫金女。任务完成后，彼此成为朋友。几个月后，阿良在大别山的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给他做手术的正巧是金大夫。伤未痊愈，心怀感恩之情的阿良不顾伤痛，积极主动帮助护理其他伤病员，他不仅给重伤员端屎端尿、送茶喂饭，还学会了替伤员包扎伤口、换绷带。伤好之后，阿良被金女士留在了医院。此后的三年，他跟着金大夫学医并给她当助手，成了一名职业医生。后来，一位早年参加红军，现任新四军干部的本家大哥悄悄联系上了阿良。大哥说，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希望，目前新四军队伍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几个月后，经过新四军方面的周密安排，他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年轻医生，离开国军后方医院，投入到新四军怀抱。很快他被任命为新四军五师45团卫生队队长。这次，他们的医疗队驻扎在木匠湾，房东姓王。

看着两年未见的丈夫不仅平安归来，而且出息了，赵六儿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打这后，她感觉头上的天更蓝了，河里的水更清了。每当她出门，乡亲们看她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她到天应观里给伤病员送点吃的、用的，战士们一口一个嫂子亲切地叫，让她感受到身为一名新四军家属的无尚光荣。那些日子，她白天黑夜忙碌着，做完布鞋打草鞋，忙完地里又去打鱼，她把一双双鞋子、一袋袋干鱼送给新四军，尽其所能支持丈夫的事业。

很快，新四军要转移了，除了少数重伤员被分开隐蔽在农户家里，其他人都走了，阿良也走了。赵六儿记得，丈夫临走前一天回了一趟家。她见丈夫军装脏了，还破了洞，执意要丈夫将衣服脱下来洗了。丈夫交代她第二天一早到天应观给他送衣服。谁知，等她将补好的衣服送到天应观，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她又匆忙赶往木匠湾，房东老王告诉她，新四军昨天下午就走了。回家的路上，她把丈夫的军装像宝贝一样贴在胸口，生怕它像丈夫一样突然消失。

失去了新四军的保护，赵脑村的老百姓又要遭罪了。那天，有消息传来，一队日伪军从龙湾据点出发向老新口方向移动，一会就要经过赵脑村。全村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到野外的芦苇丛中去躲藏。好在是夏天，芦苇青青，不易着火，芦苇丛也不是很凉。

躲兵荒，东西太多了是累赘。但是，赵六儿说什么也要把丈夫留在家里的那套军装带上。她和父母、孩子一起不要命地往野外跑，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老父亲劝她把军装和一些不重要的物品藏进路边的灌木丛，因为一旦被敌人追上，军装就成了通共的罪证。不但自身难保，还会连累乡亲。赵六儿是个明事理的人，她赶紧跑进小河边的灌木丛去藏军装。

敌人走了，警报解除了，乡亲们都急着回家。赵六儿却和别人不同，此时，她把孩子交给父亲，急着去找丈夫的军装。因为紧张，因为她一心要把军装藏严实，返回途中，她忘了准确的藏衣地点。她沿着蜿蜒的小河坡，扒野草、钻灌木丛，衣服被荆棘划破了，手上、脸上、身上到处是血口子，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衣服找到。据村里人讲，解放后很多年，还有人看见赵六儿把丈夫的这套旧军装拿出来晾晒。

1945年，阿良和他的卫生队驻扎在离家不到百里的地方，随着襄南边区政府的广泛建立，战事放缓。作为新四军的家属，赵六儿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在一位新四军战士的护送下，独自一人到部队探亲。

部队的条件和在天应观时一样艰苦。她和丈夫借住在老百姓家，吃的、用的都很紧张。但是，夫妻团聚的甜蜜，革命队伍里崭新的精神风貌，还有老百姓对新四军的衷心拥护都让她感到特别开心。白天，她到卫生队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晚上她被安排到新四军办的夜校识字，学唱革命歌曲。从未进过学堂门，目不识丁的她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一首革命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官长士兵都平等，没有人来压迫人。”

一天，丈夫开玩笑说：干脆你也加入新四军，从此咱俩不分开，共同战斗到革命胜利。

丈夫一句戏言，赵六儿却当了真，左思右想，她不知道自己该作何选择。

赵六儿知道，为革命奋斗，跟随丈夫南征北战是光荣的，也是令人憧憬的。她不怕死，也吃得起苦。可直觉告诉她，以她现有的条件，参加革命队伍并不合适。

作为一名农家妇女，干农活、针线活，她样样精通，摸鱼采藕，打榨熬糖，她也一学就会。可是，干护理伤病员的活却不得要领。每当看到伤员那惨不忍睹的伤口，她的心像针扎，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她从未上学，底子太差，在夜校读书的时候常常走神，眼前总是浮现着女儿哭着喊着要妈妈的模样，她成了夜校里的后进生。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她终于拿定了主意。半个月之后，她收拾好自己的衣物，在一名战士的护送下，回到了赵脑村。她知道，作为一名新四军干部的家属，她的表现是合格的。回家去，哺育孩子，孝敬老人，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比当一名新四军战士更合适。一向好强的她，不想拖丈夫的后腿，也不想拖革命的后腿。

后来，革命胜利了，赵六儿的丈夫阿良进了城，当上了国家干部，赵六儿却始终坚守在家乡，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她的几个孩子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过花甲的她才随丈夫进了城。村里的老人们谈起赵六儿，都会伸出大拇指，夸奖一句：这位老嫂子不简单！

作者：赵国发（潜江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