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后传原潜江县浩子口汪家湖人。汪于公元1916年9月初九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汪德生是一个勤俭持家能手。早年汪家湖是一个湖边移民小村庄，后来由于河道输通了一些，湖水慢慢退去，出现了一些田地，汪父率全家开垦了几十亩湖田。那时种田根本没有保障，都是靠天吃饭，一下大雨，排水不畅，到处滞水 ，湖田被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汪后传7岁时就跟父亲打捞鱼虾，摘菱挖藕，到周边集市销售。汪的一家人都能吃苦耐劳，所以家庭温饱有余，在当时当地算得上殷实之家。

汪从小天资过人，5岁就能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7岁在本村上学；9岁时送到积玉口古城读书，拜在汪祖汉先生门下。汪祖汉是晚清举人，也是汪湖人，还是汪氏宗族。汪从小勤奋好学，经常一个人读书到深夜，深受先生喜欢和同学们的尊重，他经常代理先生为学生上课，汪也成了学校的小先生。1934年汪念完十年长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己熟读于心，吟诗答对都已不在话下。汪的先生告诉汪父：“我平生所学已悉数传授于他。你儿子汪后传勤奋好学，才思敏捷，有大鹏之志，是可造之才，如能继续深造，前途不可限量。”

民国24年腊月24这天，汪后传拜别恩师，回到汪湖，此时正值农历小年。常言道：过了小年天天年。乡村家家都要忙年货-：打糍粑、烧腊锅、切米糖、打豆腐、摊豆饼等等。贴春联也是乡里人家的传统，为的是表达美好愿景和祝福。乡亲们听说读了十年长学的汪后传学成归来，都买来红纸请汪写春联。汪从腊月24一直写到腊月30上午，邻村的人也来找汪先生写，一手好字就这样在十里八乡传开。（后来汪在新四军四十五团中，算得上是文化水平最高的连长，一般部队上搞宣传写标语的活，团长都会叫汪连长去完成。）

汪出生在乱世之秋，所以没能继续深造。汪从小就常听说贺龙在洪湖闹革命，所以特别崇拜贺龙。19岁的汪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打算到洪湖投奔贺龙参加红军，谋求一条新的出路，可汪父死活不同意。汪只好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学堂，免费让周边孩子入学启蒙，用平生所学，回报乡党。汪家学堂深受周边乡党欢迎，乡亲们都把孩子送来学堂读私塾。汪还打破了传统习俗，招收女孩上学。学校办得远近有名。此时抗日烽火在东北燃起，遍及全国，汪从军报国之心再度萌生。可是到处兵慌马乱，抗日的部队在那里呢？报国无门让汪十分苦恼，他在学校大门上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这首诗至今在当地仍广为流传：

风卷江湖遍地灾，尚思杖箭戍轮台。

夜阑侧卧听雷雨，铁马凯旋入梦来。

1937年8月中旬，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同年冬天，民国地方政府来乡下为抗日征粮。当地百姓非常涌跃为抗日交粮交物，只是缺少人手帮忙记帐，于是地方官员到学堂找汪后传去帮忙，汪没有半点推辞，觉得自已总算能为抗日做点事情了，也非常开心。汪每天起早贪黑，废寝忘食，随叫随到，把老百姓们上交的粮食、物品分类登记造册，帐记得清清白白，分毫不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肯定和表扬。1938年春，地方政府邀请汪担任汪家湖保长一职，因此汪得以参与地方官员为抗日征粮征款。地方官员借为抗日征粮征款之名，经常带着兵，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粮款一半没有交上去，都落入了这些地方官员口袋里。这些汪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这些地方官员的做法极为不满。半年之后，汪推掉了保长一职，一边教书，一边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

1938年秋天的晚上，一位货郎到汪家学堂借宿。汪家本就是行善积德之家，二话没说给货郎安备了晚餐和铺睡。货郎很是感激，临走送了一些小商品。后来货郎经常来到汪家学堂借宿。一来二去，货郎成了汪家的常客。汪见货郎谈吐不凡，见多识广，便和货郎交上了朋友。汪通过货郎了解外面的世界，两人推心至腹，无话不谈。汪向货郎询问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又向货郎询问洪湖的贺龙的情况，表明自己想参军抗日。货郎告诉汪，1937年10月12日，贺龙的红军部队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改编，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也接授了改编，统称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副军长项英，新四军有一万多人，下属编为四个支队。汪听货郎讲述得这么详细，觉得郎货不是一般的人。货郎这才亮明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是新四军团政委张泽甫，受上级指派在潜江、江陵、沔阳一带组建新四军地方武装，路过汪家湖，看到学堂门前的诗，有意在学堂借宿。汪做梦都没有想到货郎就是新四军的团政委，汪在货郎的引领下加入了革命的队伍，负责在浩口周边先组建地方民兵。张政委建议汪在当地建一个联络点，暂不泄露身份。于是汪多次请地方绅士到苏家港上馆，策划在汪湖开设一农贸市场。经过了二十天的精心准备，选址在汪家湖的郑家台。1942年农历正月十五，“汪新场”正式开张。开张不到半月，副食饮食店、豆腐坊、榨坊、酒厂、剃头部、卤菜馆、茶馆、棋牌馆等，都开起来了，各种生意红红火火。周边的农副产品都来汪新场销售，也吸引了一些外地客商来汪新场做生意买卖。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经常来汪新场活动，自此，汪新场成了新四军在浩子口的联络点。

1942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一团团长张泽甫率部过襄河来到浩子口一带，带人到汪家学堂找到了汪，听取了汪的汇报，恳定了汪的成绩，要求汪在汪湖、柳州、观音庵、苏港、三柴河、丫角庙等地宣传抗日，动员年青人参加新四军。汪利用教书先生游学的身份，活动在汪新场周边。一个月后，潜江县各地方武装迅速发展，潜江县县大队改为潜江县总队，下属六个区中队，李旭任政委，李冠群任总队长。到1942年5月，汪已召集了八十多个有志青年。张泽甫同李旭商量，决定安排汪后传集合人马，成立浩子口民兵中队。汪公开身份，任中队长，上级还派来了女党代表余鸣华任指导员。李旭还为民兵中队配发了两把短枪，二十支长枪，七十把马刀。当时配备的长枪五老八门，只有两把好一点的汉阳造，其余是套筒子、水鸭子、中正式、三八式、捷克式，有的打得响，有的还打不响。汪在党代表的帮助下，亲自到荆门找了一位枪械师，把所有的枪都修好了，又自筹资金在黑市场淘来一些子弹。两个月后，民兵中队发展到一百多人，被编为潜江县直属民兵团。上级又从新四军正规部队调来了多名军事教官，对民兵团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正规化集中训练。期间，民兵团经常配合新四军参与实战剿匪，官兵们很快成长为合格的新兵队伍。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汪带领民兵中队活动在沙洋周边，多次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在万里镇（广华寺）和李市镇打游击，阻击日军。

1943年2月，汪的民兵中队接到潜江县民兵总队命令到潜江集结。因为汪的民兵中队都是青一色的青年人，加之汪又有文化素养，又有指挥才能，新四军领导非常重视汪的民兵中队，所以汪的民兵中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五师45团一营三连，汪为三连连长，指导员蔡志生，通信员熊万勇（西河村人）。从此汪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跟随45团在襄河以南、洪湖以北打游击和清剿土匪。

汪所在的部队大部分时间仍然活动在荆门沙洋一带。这片区域地处襄南苏区的北大门，属山区，特殊地形条件使得这里政治局势十分复杂：一来有多股土匪经常下山危害乡里，二来有些国民党散兵游勇经常聚集在一起为非作歹，此外还有公开为日本人做事的皇协军。45团团长曹玉清命令汪后传带领三连在荆门沙洋一带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凡为日本人卖命、死不悔改的汉奸土匪一律就地处死，不需请示报批。汪和党代表带领三连深入到群众当中，宣传全民抗战的政策，走访调查，对各地方山头武装力量进行摸底登记。对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匪首通过当地老百姓公审后，当场枪决；对皇协军家属做工作，叫她们给当皇协军的儿子或丈夫写信，不要为日本人卖命；对死心踏地的皇协军，一旦抓获当场处死。这样一来，大大地镇慑住了地方黑恶势力，三连连长汪后传名声大噪，从此三连连长汪后传被团长任命为“生死连连长”。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最后时期。新四军给养跟不上，缺粮食，缺药品，缺弹药。同年八月，45团团长安排汪后传的三连回浩子口同周方国的武工队一起为新四军征粮征款，待秋征结束后归建。当时，中共潜江县委在浩子口成立了潜江县第六中心乡，命汪后传任浩增乡乡长，黄文香任副乡长，经济股长陈传伦，通讯员熊万勇，文化股长宋述贤。汪的主要任务是为新四军筹集急需的粮食和药品。汪不负使命，一上任就开始秋征，向浩增乡及周边大户借粮；利用多方关系，前往沙市采购药品，为新四军部队解决了燃眉之急。汪的工作受到了上级的嘉奖，汪和周方国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秋征工作结束后，县委命汪的三连暂留浩子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艰苦的抗战结束了，但内战又要开始了。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国民党集结了八个整编师外加两个旅，共计30多万人。6月下旬秘密对中原新四军形成了包围。我中原六万新四军主力被迫转移到湖北宣化店集结，中国历史上的解放战争（中原突围）就此拉开序幕。同年九月，国民党在丫角庙成立了浩子口乡政府，国民党七十六军进驻沙市，派一三五师一个营进犯苏家港和腰口，中共潜江县委书记李旭亲率县总队前往反击，汪后传带领三连投入战斗，当时还有周方国的浩子口武工队。经过两小时激战，成功歼灭了国民党一三五师的一个整编营。

1945年10月，国民党的三个师对中共襄南根据地的新四军进行清剿。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做出决定：新四军已集结的部队迅速北撤，沒有来得及集结的部队就地解散，自谋生路。1945年冬月，中共潜江县委书记李旭派人到浩子口蒋家窑（现柳州四组）蒋万福家中传达了潜江县委和新四军总部命令：“散落在江汉各地的新四军部队就地解散，就地潜伏。在潜伏期间，一定要保守党的机密，不许出卖组织和自已的同志，可自谋职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三连排以上的干部和乡公所的主要成员，汪安排蒋万福烧了一餐散伙饭，又安排熊万勇和宋述贤烧毁了乡公所的所有公文。

1946年5月2号接到潜江县委指示，命汪5月4号早晨前往东荆河西岸堡垒户，接首长丁锐、余鸣华和三位女干部，并护送到江陵（余鸣华在汪后传三连任过指导员，对汪特别信任，所以接送任务交给了汪后传）。汪接到指示后，当晚找周方国商量护送一事，汪同周方国就护送首长的时间、路线、交通工具都做了详细的安排。汪和周方国在5月4号鸡叫一遍起身，早晨6点赶到东荆河西岸堡垒户家，见到了上级首长一行，战友相见，格外亲热，但还没来得及同曾经朝夕相处的指导员诉说衷肠，汪发现远处来了几拨人。善于侦查剿匪的汪觉得事情不对头，一定是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了！情况万分紧急，汪立即找房东借了几件旧衣服赶紧换上，从后门向荆河口（现高场韶湾）方向而去，意图甩掉跟踪。两小时后，汪再次赶到了荆河口保垒户，大家喝了口水，准备休息一会儿。为了安全起见，汪爬到堡垒户的房顶上放哨，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有几拨人由东向西赶来，大事不好！一帮特务己向荆河口这边赶來！汪和周方国带领首长一行又急匆匆向浩子口方向赶路。当赶到许桥村时，余鸣华脚受伤实在走不动了，汪只好找了一保垒户歇一会脚再说，汪又一次爬到堡垒户的房顶上放哨，看特务有没有跟踪过來，一看不打紧，二十多个特务已朝这边赶来。汪立即找周方国商量对策。大白天无处躲藏，怎么办？汪急中生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浩口民团团长庄敬璋家！汪立即给庄写了一封信，要周方国赶紧送过去。信中交代庄作好首长的掩护接待，并叫庄凤仙配合行动（庄凤仙是庄敬璋妹妹，念过洋学堂，人又聪明乖巧，庄凤仙当年特别喜欢和崇拜汪后传）。庄敬璋是一个老滑头，两面人物，汪怕庄耍滑头，特别叮嘱周方国：“你跟庄敬璋讲清楚，如果首长有半点闪失，新四军会灭他的全家”。周方国领命而去，汪背着脚受伤的余鸣华一路小跑到了庄家。汪让庄敬璋拿来民团衣服，汪、周和首长丁锐三人赶紧换上，在门前警戒，以防万一。汪又叫余鸣华三位女干部躲藏在二楼庄凤仙房里，换上庄凤仙的衣服，化装成庄凤仙的同学。汪反复叮嘱庄凤仙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首长安全。庄凤仙满口答应，立马带领几位女干部上了二楼，换好衣服，躲在衣柜的反面。庄凤仙装病睡觉，脱掉外衣，上身只围着一红色肚兜，下身只穿着短裤衩。这时一群特务赶到庄敬璋家，屋里屋外收了一个遍，没发现要找的中共干部，紧接着上二楼搜查庄凤仙的房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庄凤仙沉着冷静，装着没唾醒的样子，打开门，披头散发，大声尖叫：“你们是谁？怎么跑到我的房间来？”随后汪后传和周方国带着庄敬璋的团丁，拿着枪冲上楼，准备战斗。庄敬璋立马解释：“大家不要误会！这是我妹，叫庄凤仙。这两天偶感风寒，在家休息。”特务们看庄凤仙的样子，不像说慌，在房门口向里看了一下，见到处都是女人的衣服和生活用品，也就没有仔细收查，这才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但每个人都心惊肉跳。特务走后，汪赶紧用事先准备的船顺西荆河把首长一行送到了艾桥村堡垒户，在艾桥吃了晚饭后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用船把首长一行连夜送到江陵地界。汪和余鸣华依依不舍，挥泪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1946年6月，汪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浩口乡的乡丁抓去审训交待，两天后交待无果，又押送到潜江县审训交待，国民党潜江县县长亲自参加审训，对汪进行软硬兼施，并要求汪供出中共留守人员，争取立功，出任浩口乡乡长。汪一口咬定，中共党政军全体人员都已北撤，自己是因为母亲生病才留了下来。由于县长怜惜汪年青有为，人才难得，所以网开一面，暂且放汪回家，准备以后再说服启用。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湘鄂西根据地又回到人民手中。原新四军、八路军改名为解放军，人数过百万，综合军事实力也如日中天，织织上派人找到了汪后传，希望他一如既往地支持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汪在1947年下半年为解放军提供两千多斤粮食； 1948年又为解放军提供了三千多斤粮食；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开始，汪又为解放军提供了三千斤粮食；后又送五百斤白酒庆祝渡江胜利。汪的酒厂师傅老丁牺牲在送酒返回的途中（丁师傅是李旭当年为汪开办汪新场酒厂请来的师傅。丁师傅另一身份是中共地下联络人，汪一直都不知道丁师傅的真正身份）。

后来，汪一直在家经营酒厂，耕种田地。1949年全国解放。汪后传被化为了地主成份，没收了房子和所有家产。汪被带到浩口乡公所接受审查，当时有些三连的战士到乡公所求情，汪被连夜押解潜江县，同样又有很多人为汪说情，汪又被押送荆州。罪名：“勾结国民党三清团，杀人未遂”，判刑八年。汪在服刑期间得了重病，一位年仅35岁的青年才俊死在牢房。1982年上级为汪后传、周方国还有庄敬璋、庄凤仙等人平反，可汪后传没能等到这一天。

后记：

1951年土改后，汪后传夫人带着三岁儿子汪启勇住在十平米小厢房，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汪夫人在汪湖村三队接受劳动管制，不许乱说乱动。汪夫人经常挂着地主婆的牌子被批斗，三岁的汪启勇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饱受乡里其他孩子们的打骂，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汪启勇就这样在苦难中煎熬，在苦难中慢慢的长大。1968年汪启勇23岁，早到了取妻生子的年龄（当时男女适婚年龄为女方18岁，男方20岁。）。汪启勇虽一表人才，就是找不到媳妇，做女婿都没人要。这时，柳州九组原新四军45团三连班长张后森听说汪连长的儿子取不上媳妇，主动托媒人把年满18岁的女儿嫁给了汪启勇，免去了彩礼，还陪上了嫁妆。1979年汪夫人终于摘掉地主婆的帽子，低了几十年头走路的汪夫人，终于颤颤惊惊地抬起了头。1980汪启勇在岳父和柳州的几位老新四军战友的帮助下，搬迁到现在柳州村六组，离开了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汪湖村。

1982年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原突围新四军及家属和就地解散的新四战士及家属给予生活照顾。当时区民政的王万连、原三连指导员肖怀远等几人到浩口寻找当年就地解散的新四军人员，得知三连长汪后传在土改时被判 “勾结国民党三清团，杀人未遂”一事，又重启调查。1982年，原新四军45团政委、后担任中共第一任潜江县委书记、洛阳拖拉机厂党委书记李旭，为汪后传写了证明材料。大概内容为：汪后传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来江汉地区开展工作，汪后传多次支助解放军，并为解放军送过庆功酒。丁锐1982年已经是湖北省农行的行长，也证明1946年夏天，是汪后传和周方国护送他和上级首长躲过了国民党特务追踪，把首长一行人安全送到江陵地界。三连第一任党代表余鸣华也证实了一些事情原尾。“生死连长汪后传”终于迎来了平反！三连第二任党代表肖怀远亲自来到浩口，专程看望汪启勇及其母亲。浩口民政局安排汪启勇陪同当年的党代表肖怀远游览了田关河，还到苏港当年作战的地方看了一圈。当天下午游览结束，浩口民政局决定给汪启勇家修建一座房子，选址在“318”公路旁。汪夫人由于当年受打击太大，没敢接受。在1983年民政局给汪启勇家送来八佰元；1984年送来壹仟元；1985年民政局给汪启勇家送了两个立方米的杉木，也算是人民政府对汪后传的家人做的一点补赏。(作者：郑士炎)